提要两支劲旅争夺霸权，胜负难料：中、美、日、东盟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东亚秩序处于重构之中。当前东亚秩序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支劲旅争夺霸权，胜负难料：中、日、东盟、美等四股战略力量之间正在展开着新的博弈，难以就未来目标达成一致，甚至在地区稳定与繁荣上也出现了爱游戏体育越来越多不同的考虑。鉴于此，中国应当充分认识自身崛起的地区效应，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论述，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致力于以汇聚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开放的东亚共同体建设，通过制度化合作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开放的东亚秩序。

　　国家兴衰、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是当前推动世界变革的三大动力。国家兴衰亘古有之，是形成和塑造世界面貌的根本动力，而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相辅相成，推动了大国兴衰的步伐，改变了国家兴衰的形式。全球化的发展导致新的国家兴衰，推动着地区合作进程。全球化改变着世界体系的运作规则，国49家既有参与全球化的渴望，又有着鞭长莫及的恐惧，各国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时代，自身繁荣只有在其所属地区的整体共同繁荣之中才能得到保障。基于此，地区合作向着一体化的方向转化，地区一体化愈发受到国家的重视，地区秩序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地区秩序是存在互动关系的相邻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地区制度的创立与运行。可以说，21世纪的世界是由地区组成的世界，地区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而地区秩序日渐成为国家战略关注的核心。

　　东亚正处于世界变动的漩涡，东亚秩序建构为诸大国战略博弈所促动，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昭示着世界的未来走向。东亚有着辉煌的古代历史，而中国引领是彼时的荣光。16世纪以来，随着欧洲利益的全球拓展，其国际影响日益突出，19世纪堪称“欧洲世纪”，欧洲的重要性如此耀眼，以至于东亚失去了锋芒。20世纪是“美国世纪”，东亚以其被动或主导的开放而波澜不断。19世纪至20世纪，历经欧风美雨的涤荡，追随与超越成为东亚变革的主题。20世纪后半期，尤为中国建设性崛起和亚洲金融危机所触发，东亚一体化加速，东亚进入全面接触时代，东亚影响力的增强给予学者充分的空间来研究和想象世界的未来。进入21世纪，各种内外力量汇聚，使得东亚的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版图都在经历着根本性变革，东亚秩序因之处于震荡之中。

　　东亚既是一个地域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传统上，两支劲旅争夺霸权，胜负难料我们是把东亚当作一个文化概念来看待的，如费正清所言：“东亚在文化上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即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有的学者则视之为儒教文化影响所及的地区，如北京大学教授梁志明所言：“狭义的东亚指中国及其岛屿（如台湾），以及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蒙古等；广义的东亚则不仅包括上述东北亚地区，还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地区诸国。”从地域意义上，目前尚有各不相同的界定。按照西方人的传统理解，东亚一般而言包括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大多数中国学者在讨论东亚问题时，往往把中日韩＋东盟十国（“10＋3”）等同于东亚。这种界定清晰明确，故而得到了其两支劲旅争夺霸权，胜负难料他国家许多学者的赞同。美国学界一般把东亚视为东北亚与东南亚之和。例如，彼得·卡赞斯坦认为：“东亚地区的定义包括了东南亚和东北亚，主要有东盟加上中国、朝鲜、韩国和日本，同时它不包括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亚。对于建设亚洲和东亚地区主义的诸多倡议来说，它是相当稳定的一个定义。”日本学界则往往扩大东亚的地域所属，将某些南亚、大洋洲等国家纳入其中，如中村哲指出：“所谓东亚是指东北亚和东南亚组成的地区。东北亚是指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及中国台湾地区，将来可能包括蒙古、俄罗斯远东部分。……东南亚与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和东亚的中间地带设定为东南亚地区是十分有效的，东南亚将来还会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部分。”韩国学者白永瑞认为：“东亚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固定实体，而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广义的东亚包含着东北亚和东南亚，从这一地域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的现实看，也蕴含了在政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追求合作的趋势。”综上所述，作为一个西方人提出的地域概念，东亚的文化历史范畴相对明确（即儒家文化影响所及之地区），而其地理范畴则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鉴于东亚地区的开放性，其地理范畴扩大是一个基本趋势，东亚峰会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美国、俄罗斯纳入其中，就是一个明显例证。鉴于此，我们当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认识东亚，并从文化深度、战略高度把握其趋向。

　　东亚有着鲜明的独特性。整体而言，东亚处于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进程之中，既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持续渗透，又普遍存在着文化保护和文化复兴的问题，可以说传统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因而既有合作的强烈愿望和战略空间，又存在着阻碍一体化与合作的各种障碍。具体而言，东亚各国体制各异，发展水平各异，“拥有从发达国家到最贫穷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各国一方面作为整体促进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发展阶段的次序性同时落后国家不停地追赶着发达国家。而且，这个追赶过程发生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援助等领域的国际性的结合之中。这种现象不论是在拉美、非洲还是中东都是看不到的”。东亚的独特性还体现在，东南亚作为一个异质性众多的次地区相对稳定和东北亚作为时代火药桶的地位凸显形成了鲜明对照。

　　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重视东亚。20世纪下半叶，东亚一波波经济崛起时时牵动着世界的关注，推动着东亚世界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以日本、四小龙、中国和东盟国家为代表，形成一股生气勃勃的潮流，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东亚不但在经济发展，而且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也发生了显着改变，它提供的新鲜经验和发展模式预示着东方现代文明发展的一种新方式。尤其是中国崛起带动了东亚经济发展，推动了东亚的战略竞争，也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深入合作。东亚正在逐渐赢得更大的影响力和自主权。过去几十年，亚洲奇迹除了应该归功于东亚各经济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外，东亚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也功不可没。促进东亚合作是所有东亚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必然反应，符合东亚所有国家的利益。与此同时，东亚经济崛起带动了其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世界贸易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亚三个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东亚被视为与欧美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支柱。东亚向来是世界诸大国竞争重地，美国长期视之为确保世界大国地位的核心区域，甚至认为美国若退出东亚必将堕落为地区国家，为东亚的未来充满忧虑；日本长期把东亚视为确保其战略利益和谋取世界大国地位的支撑，为此不惜落下反复无常之名；为维护自身利益和东亚一体化的核心地位，东盟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以“东盟＋1”（“10＋1”）为核心战术应对东亚变局；中国崛起牵动着世界关注的目光，而中国在东亚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周边国家的神经。以上四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东亚剧变举世关注。

　　二、东亚合作进程及其困境

　　东亚重要性的提升是东亚合作进程的溢出效应之一。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历史久远，冷战结束以来呈现加速趋势，具体表现在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框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治驱动开始与经济驱动并驾齐驱；从低度政治问题领域起步的政治对话和安全协调不仅确保了东亚总体的和平、稳定，而且开始在战略层面发挥主动效应，战略层面的政治考虑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推手。作为以上合作进程的溢出效应，东亚进入全面接触的时代，东亚共同体被接受为东亚秩序的愿景。如何建构一个可被广泛接受的、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地区秩序已是摆在东亚诸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缺乏地区性的、正式的政府间合作协议，有亚太合作而无东亚合作，市场力量是东亚一体化的天然推手，东亚被视为自然贸易区，而地区内诸经济体逐渐被视为天然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深刻教训触发了东亚的全面经济合作；而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效应也开始全面展现，并成为东亚一体化的首要推动力。以此为标志，东亚经济合作开始进入快车道，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乃至竞争态势。总体而言，东亚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制度化程度有待提升。尽管东亚已经进入自由贸易区的时代，各国的相关倡议均缺乏地区整体性的广度和深度。换言之，东亚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的经济一体化，但相关制度性框架尚待完善和巩固。当然，东亚秩序的制度化建构总少不了外来设计的影响，亚太经合组织、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都对东亚秩序的未来有着巨大的影响。

　　政治和经济相辅相成、相互影响，政治因素对经济合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力。东亚各国促动经济一体化不仅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等经济目53四大力量博弈与东亚秩序标，还力图重新获得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政治控制力，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政策工具选择的制约。东亚政治对话和安全协调取得了显着进展，尤其是“10＋3”机制开始从市场驱动向制度驱动演进，在中国的坚持下确保了东亚合作主渠道的地位；东盟十国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次地区秩序，中日韩三国初步建立了对话协商机制，开始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展；东亚峰会使得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东亚战略趋向。当然，由于东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各方利益不易协调的现实，东亚的政治对话、安全协调从低度政治领域起步，取得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昔日政治对抗的阴影并未消除，缺少战略互信，战略对抗的风险反而有所增加。虽冠以地区合作之名，各国仍免不了从国家角度思考、从双边角度作为，这似乎是东亚合作困境的经典写照。

　　另外，东亚一体化在经济、政治、战略诸领域均遭遇了质量提升的难题，但这并没有妨碍东亚进入全面接触的时代。经济相互依赖的全面发展，加上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各国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上“共存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寻求合作与共同发展成为东亚的共享理念，也成为东亚合作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东亚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确属顺应时代潮流之举。

　　东亚共同体到底是理想主义的讴歌还是现实主义的选择，各国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考虑，但这并不妨碍东亚共同体作为一个有着明确而宏大目标的地区秩序愿景。地区秩序建构是超越现有的经济合作范畴同时又能容纳各种因素、建立战略框架的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鉴于东亚的历史遗产和外来霸权主导地区事务的事实，东亚秩序并非常用的概念。东亚大国（尤其是中国、日本）惯常探讨国际秩序或全球秩序，避免使用易引起历史联想的地区秩序概念，东亚秩序的错综复杂也使得战略家望而却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地区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不仅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为地区政治对话和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东亚被地区主义裹挟其中，东亚秩序处于剧烈变动乃至重构之中，地区秩序的探讨开始浮上台面。

　　东亚地区一体化以经济力量的自然驱动为开端，加上地区内外各种力量的折冲，明显体现出政治经济相分离的特征。然而，经济相互依赖的溢出效应和地区主义的推动力是不可阻遏的。经济相互依赖、既有的规范和制度起到了缓解地区内权力失衡的冲击，防止安全困境泛化的效用。与此同时，一系列双边同盟、安全对话、多边论坛、部长级会议、第二轨道接触及其他特定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政治误解和安全不信任依旧阻碍着全面合作的展开，但绝大多数国家明确意识到，未来东亚秩序建构的中介不会是霸权战争，而是基于共同利益、以国际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国际协调。

　　从本质上讲，秩序建构是一个共同利益汇聚和制度化的进程。当前，东亚合作以开放性、渐进性、协调性为基本特征，扩展到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合作安全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共同利益的汇聚与制度化成为东亚秩序建构的一种可行战略路径。

　　三、战略力量博弈与东亚秩序演变

　　东亚共同体是一种愿景性的地区秩序设计，体现了东亚国家超越传统秩序模式的努力。传统的东亚秩序总是围绕一个中心国家而运转，地区国家关系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东盟国家在地区一体化的领导地位得到中日韩等国家的认可，以及东盟积极实施“10＋1”这一大国平衡术，东亚秩序建构有了可预期的目标。东亚各国积极应对全球化和地区化两大并行不悖的世界潮流，在拥抱全球化浪潮的同时全面融入地区一体化，开始将东亚共同体视为未来东亚秩序的愿景；东亚各国奉行开放地区主义，使得地区外大国尤其是美国继续在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因素构成东亚秩序建构的主要动力，其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亚秩序的未来路径。

　　东亚有三个传统的地区秩序即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美国寻求的“门户开放”体系和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在古代东亚，中国是地区秩序的主导建构者。周边邻国定期派遣朝贡使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成为天朝藩属；中国对接受“诰谕”的各国授予金银印章，发给勘合符，提供政治承认、优惠贸易、安全保证等公共物品。朝贡秩序所倡导的是域外诸邦对中华帝国以小事大、慕德向化、梯山航海、克修职贡；中华帝国对各国则是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无疑，这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所能构建的理念原则和理想框架。这个框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域外诸藩国，如群星参斗，葵花向阳一般，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进步。在这一向心、垂直体系之下，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维持一种中华模式的国际和平局面，或可称之为“中华治下的和平”。朝贡体系是中华中心主义的文化秩序和贸易交流体系，是华夏伦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扩展，其背后隐含着一种超越民族、种族畛域的包容性的天下概念。当然，天朝的至高无上不仅体现在文化上，还体现在政治结构和贸易往来上，作为一种同心圆式的等级秩序，朝贡体系的不平等性是内在的。

　　19世纪中叶，朝贡体系因西方工业国家的殖民入侵而瓦解，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则在20世纪30、40年代追求“大东亚共荣圈”，这两种秩序均属不平等的殖民主义安排。“门户开放”体系是一种均势性的殖民秩序，地区外大国在秩序建构和维持上扮演主导角色，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东亚秩序的可渗透性。自此，美国在东亚秩序中一直扮演着强权角色，从而使得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总体而言，中国的朝贡体系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均具有不平等性，前者以文化优势为主导，后者则以军事入侵和征服为路径。中国朝贡体系对东南亚诸国的历史遗产，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结合在一起，增强了东南亚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心理。当然，朝贡秩序在一定意义上是自然形成的，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则更具有主动追求的刻意，体现了日本的战略攻击性。这种历史遗产也使得日本慎言地区秩序，害怕因此引起其他东亚国家的恶感。鉴于此，中日两国均提出明确的全球秩序图景，却很少言及东亚秩序，尤其是日本更把东亚秩序倡议视为帝国主义禁忌。因而，两国均同意东盟在东亚秩序设计及实践中扮演领导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东亚出现了三个部分性地区秩序安排：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日本主导的雁行经济秩序、东盟主导的次地区共同体秩序。美国领导的东亚安全体系具有霸权稳定的性质，依旧被某些成员国视为东亚稳定的柱石；日本领导的雁行秩序则体现了日本的经济强势和战略谋划能力。在一定意义上，雁行经济秩序和东盟次地区共同体秩序在新一波全球化、地区化浪潮中确立，并成长为与美国安全体系并行的秩序形态，体现了东亚秩序的变动性。

　　近年来，中国的全面崛起、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东南亚的规范性崛起、美国霸权安排的持续成为东亚秩序变动的新要素，各方力量致力于寻求自身的优势和对其他力量的制衡，某种地区均势正在建构之中。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东亚均势导致了对大国的战略约束，或可被视为进一步合作及地区秩序建构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的溢出效应正在重塑地区安全关系，所有国家都在享受着地区合作的红利。

　　东亚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之一，也是全球力量消长最大的地区；东亚拥有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形态和市场，也拥有全球最具变数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东亚集中了世界上几乎各种类型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也体现出世界上最为多样的矛盾和冲突。东亚是冷战结束以来矛盾冲突最多的地区，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竹岛）争端、俄日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之争、中国的台湾问题、朝鲜半岛危机、南中国海争端等均是显在或潜在的冲突之源。鉴于其历史遗产的复杂性，东亚迄今所有秩序建构倡议均缺乏长远性和明晰的路线图，东亚合作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网络，各国整军经武，投身军备“竞走”，传统安全困境依旧是大国进一步合作的障碍。当然，东亚安全情势也表明，各国无意获取入侵或占领邻国的军事能力，而是着眼于防止他国恐吓和惩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基于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东亚将介于均势秩序和共同体秩序之间，处于战略十字路口。

　　当前，东亚秩序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所涉中、日、东盟、美等四股战略力量之间正在展开着新的博弈，难以就未来目标达成一致，甚至在地区稳定与繁荣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考虑。

　　从当时提出东亚共同体的考虑看，其基本设想是：以中小国家为主导，以问题领域为驱动，以社会互动实践为具体模式，东盟是东亚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核心，中日韩分别加入这一进程，一方面主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愿意接受经东盟协商一致做出的决定。毋宁说，这是一种较为务实的软性地区主义的秩序建设路径。其主要取向是，从实际需要开始，在进程中不断增加合作的内容，逐渐超越和突破经济合作的框架，容纳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各种因素，培养互信、互惠、互赖的共同体意识，把优惠性的自由贸易安排、货币与金融合作、安全问题的处理作为优先选项，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整体性的宏观合作机制。这一秩序建构思路的基础条件之一就是，中国发挥着稳定器的建设性作用，其他国家接受和适应中国的和平发展。然而，我们看到的东亚现实却是各国均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进入战略深刻调整期，其基本动因之一就是尚未适应中国崛起产生的巨大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以东盟为同心圆的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日本在东亚的影响力迅速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也经历了相对衰退，东亚秩序出现了中国、东盟及美国分别在经济、政治及安全领域各领风骚的“三驾马车”鼎足局面。正在涌现的这一地区秩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有很大不同，反映出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权力转移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对此，美国和日本均充满了焦躁和不安。日本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进入深化期，中日矛盾逐步激化；美国则通过战略东移重返东亚，二者或明或暗的配合搅乱了一池春水，东亚格局为之剧变，地区内外各种矛盾显现并激化。

　　对东亚发展进程始终不能释怀的是日本。日本运用军事手段（“大东亚共荣圈”）和经济手段（“雁行模式”）企图主导东亚的历史，决定了日本对东亚主导地位有着明晰而持久的渴望。进入21世纪，不仅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中日实力对比也发生了逆转。面对综合国力日趋强大的中国，日本采取了颇为高调的姿态，利用意识形态、军事等因素遏制中国的意图彰显，尤其是肆意挑起钓鱼岛争端，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以来，政治右倾化进一步主导日本政坛，其外交政策更具进攻性，不仅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且刻意在中国周边挑事，甚至企图结成针对中国的松散联盟；与此同时，安倍政权极力在安全战略上寻求新突破，并通过修订安保法案的方式来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安倍多次强调在领土争端方面采取较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在钓鱼岛问题上肆意挑战中国的战略底线，中日困局走向深化和固化。日本的政治右倾成为影响东亚秩序建构的重要负面因素，中日互不信任是东亚秩序建构难以跨越的障碍因素。日本经济界精英普遍认为，中日竞争已经深刻影响到东亚经济制度建设的所有核心层面，如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之间优惠贸易纽带的性质、相互重叠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包容性等。在安全领域，两国确实存在传统的安全困境认知，难以培育基于共同信任、互惠、相互依赖的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的竞争鼓励着日本国内对军事力量的兴趣，两国在战略层面互不信任加剧了东亚的安全困境，并阻碍了地区安全制度的建构。

　　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利益自1905年以来就保持不变，即确保均势。美国的目标造就了东亚的地区开放主义，使得东亚秩序建构也必须考虑美国的反应。近年来，美国大战略目标逐步明确为护持全球领导地位，确保东亚主导地位，维系东亚均势格局。护持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采取的途径是构建由盟国和伙伴网络、地区组织和全球性制度等组成的全球体系，调控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确保东亚主导地位，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不被蚕食，防止因退出东亚、丢失亚洲主导地位而退守为地区国家，是美国的战略底线。然而，美国不是东亚霸主，其目标并非无限，而是聚焦于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不被打破。美国战略东移以抓住亚太世纪的机遇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为核心议题，以巩固和发展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为目标，其核心要素是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和地区影响力。美国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的影响力超过自己，进而导致美国失去东亚乃至亚太主导地位。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收益，但更忧虑中国崛起带来的严峻挑战，把维系其主导的地区均势不被打破视为东亚战略底线。因此，美国极力充当“离岸平衡手”，有意在东亚保持适度的紧张关系，利用中国和邻国的嫌隙，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推动这些国家加强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进而扰乱东亚地区内部整合的步伐。防止和打破亚洲国家对中国在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战略依赖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一条主轴，其主要做法是大肆渲染中国崛起威胁论，巩固和发展盟友关系，尤其是加强与中国有争端的周边国家关系，挑拨中国周边国家惹是生非，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各战略方向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美国的战略东移以制度化途径为主要抓手。美国积极推动传统同盟关系的深化，同时扩大与新兴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致力于构筑新型多边军事合作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的主导权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强力介入东亚经济一体化，阻碍中国掌握地区经贸主导权。美国战略调整引发了东亚权力重新组合，使得东亚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传统的领土争端与愈演愈烈的海权竞争相互交织，中美安全冲突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美国战略调整的矛头直指中国，在热点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中国邻国的干预立场，强化与相关国家的同盟、准同盟关系，推行海空一体化，着力前沿部署，对中国进行战略试探，对地区争端升温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得中国感受到了军事遏制态势和强大的战略压力，并造成了两国地缘战略竞争的深化。

　　在东亚秩序建构进程中，东盟迄今扮演着领导者和制衡者的双重角色，而二者内在的矛盾性正在凸显，使得东盟主导推动地区秩序建构的动力不足、创新乏力。一方面，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东北亚三大国的尊重，也得到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尊重，东盟处理次地区多样性和多重矛盾上的成功经验为东亚秩序建构提供了范例；另一方面，东盟明确认识到自身在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作用的吃力，以及对丧失主导地位的担心，因此，东盟采取所有措施的不变核心是通过大国平衡确保自身主导地位，为此，甚至不惜放缓地区一体化的速度和深度。具体而言，东盟总体上对中国崛起普遍持有欢迎的态度，主动适应的态势明确，但平衡和冲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也是其必然的趋向；抵消和平衡美国的作用也是催生东亚制度安排的重要动力，东盟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希望借助美国力量平衡中国、制约日本，同时也对美国争夺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企图充满警惕。鉴于此，东盟对防止东亚秩序建构走向歧途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推动秩序建构的动力就不足了。当然，最近美国的一系列频繁动作也给东盟制造了困难。美国战略东移对东盟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与此同时，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作为，实际上将既有盟友和潜在盟友置于两难境地。多数东盟国家把美国看成是消除焦虑的工具，但并不完全将中国崛起视为自己的威胁，而是期望美国在既有的领土领海争端中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东盟各国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或为美国火中取栗。以上几股力量的战略调整，使得东亚地区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如何解读中国的东亚秩序观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学者提出了一个颇具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多极世界、单极东亚的格局，而美国寻求单极世界、多极东亚的格局，中美双方对东亚秩序的理解针锋相对。无论如何，美国宣布东亚是其战略重点，在东亚发起了全面攻势和破坏性介入，力图通过强化同盟、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来塑造东亚秩序，使得东亚呈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合作与战略防务分裂的现象，成为东亚秩序的外部搅局者。日本则抓住美国战略东移的机遇，构筑对抗中国的战略态势，为此，日本不惜放弃东亚共同体的理念，成为东亚秩序的内部搅局者。东盟一方面要维系东亚合作的主导权，一方面又要平衡大国力量，难以做到左右逢源。上述四大战略力量的博弈必然深刻影响着东亚秩序的前景。

　　四、东亚秩序前景与中国战略趋向

　　东亚既有的地区制度安排涵盖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并主要体现在跨地区、地区层次、次地区层次和双边层次。跨地区层次主要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ＲF）、东亚峰会及正在进行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其中亚太经合组织是唯一涵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官方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这两个制度安全均以东亚国家为主体。在东亚地区层面上的制度建构主要是经济合作框架，尤以“10＋3”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CEP）谈判为主要体现；次地区层面的制度建构主要是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而双边层面的制度建构以“10＋1”机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形式。

　　与自由贸易协定积极建设形成对照的是踌躇不前的东亚多边安全合作。东亚安全格局有着两大特征：一是美国战后双边安全协议仍有较强适应能力，二是新近尝试的多边安全机制软弱无力。东亚安全合作面临种种困境，军事同盟被视为冷战思维的表现，合作安全被视为理想主义的产物，多边合作被视为缺乏效力，而双边合作有破坏均势之嫌。从现有制度安排来看，东亚的多边安全合作尚处于磋商阶段，而传统的双边安全合作仍为主要形式。

　　总体而言，东亚地区制度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东亚秩序建构的特殊性在于，地区外大国期望发挥重要作用，地区大国未发挥领导作用，东盟规范仍是东亚秩序建构的主要推动力。迄今为止，东亚合作在低度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功能性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政治和安全合作上依旧荆棘密布。当然，即使在经济领域，各国不同的自由贸易区构想及其实践也有可能导致“意大利面条效应”，并在无形中增加地区一体化的成本。另外，东亚多边安全制度安排依旧处于对话阶段。对着眼于自助的民族国家而言，多边安全机制的匮乏并非严重问题；但对进一步地区一体化而言，安全威胁却不啻是梦魇和障碍。

　　东亚秩序建构的困境在于，目前的东亚秩序仍然处于领域分割状态（安全与经济的分离尤其明显），各国主张不尽一致，中国和东盟的理念更为接近，而美国和日本的想法更为契合，因而出现了多种秩序主张。2010年之前，东亚共同体的理念已经为东亚国家所接受，尽管存在着不同制度设计的竞争，但东盟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地区内外诸国的尊重，东盟规范发挥着支点性作用，东亚秩序看起来有着审慎乐观的前景。然而，这一秩序设计不仅存在着内在的不足，也与美国寻求的规范存在对冲，尤其是在安全机制上，同盟安全与合作安全两种模式既有冲突也有竞争。其结果是双边同盟、多边对话和特殊外交的混合，既不构成军事竞争对抗，也难以形成多边合作体系，其变数天然存在。2010年以来，地区内外各种矛盾开始显现并激化，东亚合作出现动力不足、前景不明、凝聚力不够等困难，地区内领土和海洋权益矛盾也趋于激化。

　　当前东亚秩序的主要特征表明，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距，政治发展不平衡，战略互信缺失，且对东亚地域范围和主导权分配上存在分歧，东亚共同体秩序的建构困难重重。各国深刻认识到东亚合作可以进行利益让渡，但难以实现主权让渡；重视功能性合作，而不是着眼于地区制度的建构；遵循开放地区主义的逻辑，促进地区内外的有效互动。这种境况表明，未来东亚秩序建构的中介不会是霸权战争，而是基于共同利益之上，以国际制度建设为主要方式的国际协调。

　　基于此，东亚秩序建构的主要路径和突破点在于，超越既有的功能性合作，积极推动地区制度化建设。当前，东亚合作的进程已不可逆转，但向高层次推动地区合作的政治共识不强，东亚合作可能继续推进功能性合作，保持和发展地区的合作对话框架，就重大问题进行对话、沟通、协商和改善地区关系，推进领域的合作机制，发展共享利益，择其易者先行。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有的低制度化合作模式已经并正在制约着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对于构建具有强制约束功能的地区合作制度而言，以协商一致、非正式性为核心的东盟方式几乎是不可逾越的藩篱，其结果是导致地区合作制度建设的滞后和降低了制度的有效性。目前，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给东亚合作带来了巨大的内部分解和外部压力，但在另一个角度未尝不是东亚改变既有路径的机遇。因此，我们建议在继续加强和扩大东亚功能性合作的同时，加大地区制度建设的力度和分量。

　　地缘政治经济被视为大国战略谋划的地理坐标。对中国而言，东亚是中国政治、安全、经济利益集中的地区，是中国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舞台，而立足东亚也是中国长期对外战略的重点。中国拥有东亚领土面积68％和人口65％的事实、中国在东亚历史上曾长期具有的特殊地位、中国经济30余年保持9．8％的年增长率，都决定了中国必然是引领东亚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

　　地区秩序建构是一个国家地区战略的最高层次表达。从历史角度看，崛起大国往往被视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大战难以避免。中国的崛起也引起邻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类似忧虑。冷战结束以来，有许多学者对亚洲的未来抱有悲观心态，认为亚洲必成争夺之所，其主要理由在于对中国成为修正主义国家的预测。然而，中国与其邻国通过融入地区一体化的战略路径缓解了这些担忧。中国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基于合作原则和共识的多边制度，“这些制度不一定能够满足成员国的安全需要，却非常适合增进非敌非友国家间的关系。它们为中国及其邻国提供了和平共处并缓解潜在冲突的机制，从而大大改变了此前中国的相对孤立处境，为中国提供了进行制度化合作的经验”。中国是东亚地区制度的建设者之一。在相互接触的进程中，中国成为东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中国逐步并明确进行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调整，并与地区内国家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中国倡导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各国建立互信机制，通过战略合作机制争取共同安全，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求同存异，通过国际政治民主化的途径，解决事关世界与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即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共同安全”。中国温和、务实、坚定的作为，代表了促进东亚秩序良性建构的中国思路。

　　国际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大国外交必须回答的问题，更是崛起大国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议题。一个真正成功大国的标志，取决于该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享的价值观和稳定国际秩序。而对中国来说，必须先积极参与东亚新秩序的建构，才可能具备引导世界秩序演变的条件。在东亚秩序的建构进程中，中国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要打破将大国崛起与战争、不稳定相关联的传统认识，促进东亚稳定发展，必须着眼于通过地区合作，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一种可借鉴的范式。换言之，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建构中的探索，不仅决定着东亚秩序的未来方向，也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东亚国家对中国的地区战略走向高度关注，它们愿意中国参与地区合作，但又普遍担心中国主导地区合作事务，而美国等在东亚拥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对中国的动向也颇为敏感。有鉴于此，中国东亚战略尤其是对东亚秩序建构的部署，引起了地区内外国家的高度关注。2012年至今，中国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东亚战略倡议，秉持“亲、诚、惠、容”的合作理念，深化互利共赢格局，推进地区安全合作。中国致力于升级其地区战略，积极促进地区合作的制度化。这包括：与东盟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海洋合作关系，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主导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支持东亚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构想，通过引导地区安排的方向、促进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发展开放性全地区合作，缓解东亚疑虑，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区认同，力争在新一轮东亚乃至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

　　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充分认识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有效降低中国崛起的负面冲击力，促进地区稳定与共同发展，完善东亚共同体的“中国论述”，推动地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致力于以汇聚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开放透明的东亚共同体建设，通过制度性合作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创立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并巩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开放的东亚秩序。

　　作为东亚关键的利益攸关方，中国迎来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承担地区大国责任是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中国承担地区责任，以大有作为为目标，以力所能及为条件，以循序渐进为原则。与此同时，地区事务纷繁复杂，各国利益诉求不一，唯有逐步建立责任共担、大国承担重要责任的责任共同体，地区合作才能有更为牢固的制度化基础，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才能逐步强化。为此，中国要深化对地区公共物品的认识，与各国一道确立地区和平发展的目标，客观评估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诉求，既能够做到雪中送炭，又能够实现共享繁荣，从而深化东亚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东亚秩序的重塑。